周恩来传: 《周恩来传》 八、开始建设新中国

作者:王中王开奖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经在他的诗篇中写道: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已经付出一生的大半年华。现在,政权在手了。他在党和政府特别是政府工作中,又将经历多少艰难曲折,在祖国土地上滴下多少心血!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他在政协会上报告共同纲领的特点时,作了说明:“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
  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成立。会上,他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说明了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采取科学分工的机构,希望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一起来做好工作。
  周恩来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精干、廉洁、高效率和生气勃勃,齐心一致地进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两项大的任务是: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周恩来开始了他繁忙紧张的总理生涯。“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全国刚解放,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他“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
  周恩来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同时,他仍旧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开始时还兼任着军委总参谋长。
  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大陆上和沿海岛屿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军队100多万,有待肃清。国内存在着几百万武装的政治土匪。救灾任务很重,1949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有4000万。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到1949年底,共没收2858个官僚资本企业,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生产因战争而下降,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钢生产量为15.8万吨,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90多万吨下降83%。同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50%左右,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交通运输需要恢复,全国2万多公里铁路,1949年要恢复80%,1950年要恢复余下的20%,而且还要有发展。军队有470万人,军费支出的压力很大。失业人员4000万。国民党部队、政府留下的人员有几百万,要养起来;全国公教人员共有900万人,需要生活。社会秩序需要稳定。土地改革要花很大的力气来继续完成。财政经济混乱,物价不断上涨,……真是问题成堆,问题成山,千疮百孔,都有待政府来加以解决。
  周恩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
  周恩来提出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方针。1949年12月,他向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讲:国家现在负担很大,不抓生产不行。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周恩来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帝国主义在笑话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打仗还可以,但是建立政权、做经济工作是不行的,何况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们在等待新中国的失败。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当时政府在经济上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国家在12年战争中产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原来统治的地区,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物价上涨了成百万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国物价这年从4月起发生了多次大幅度上涨之后,1O月份又猛烈上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井采取停止贷款和按期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价格上涨时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平抑了物价。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把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消灭了。
  到第二年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使全世界观感一新。物价突然稳定,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这被称为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恢复和修建铁路也取得明显的成就。1950年初,大陆的铁路网基本恢复,从抗战之初起中断了交通十多年的华北和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了,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都)渝(重庆)路通车了。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全线通幸了。
  1950年4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有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的领导人参加。会上,周恩来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他说:国家要促进生产发展,“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一)应该着重农业生产;(二)工业方面“应看力于对国计民生有益并可救急的”轻工业;(三)商业方面“必须掌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业,如粮、布、煤等”。在周恩来的思想上,中国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点是肯定的、明确的。他的想法是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在1950年6月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还说过:“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中苏会谈正式开始。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月14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充分肯定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到1949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3万余人。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讲话,就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指出整编的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整编的同时,周恩来主持和参与领导了海、空军和其他特种兵的建设。1949年11月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组建了海军。同年8月到1951年3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实施。短短几年间,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边防、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我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它们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他指出:朝鲜战争将会是持久的、长期化的战争,要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准备出兵。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兵力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完成集结,开始整训。
  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斗争。8月间,他多次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抗议美国的侵略罪行。周恩来还曾经通过印度向与我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几次提出强烈警告。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此都不理不睬。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很快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再次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帝国主义后悔莫及的践语。
  美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中国的严正态度视为恫吓,加快了向中朝边境进犯的军事行动,企图将战火烧向中国来。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救援朝鲜的主张。10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时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主席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给,他亲自过问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把棉衣面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供应前线。他还亲自到北京的一些机关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形势相当紧张,美军很可能从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截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路。周恩来既要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又要组织国内各方面支援和后勤供应运输,不少时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为了“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到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组织第一、第二、第三批志愿军,轮番作战,使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保持高度的机动性与持久性。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井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6月30日,美国方面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
  这个谈判,中国方面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他派李克衣、乔冠华等去参加谈判工作,一切问题都向他随时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和中立区的范围,周恩来都作了缜密的考虑。他起草了大量电报发往谈判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工作。仅1951年8月23日停战谈判中断到10月25日在板门店复会,这期间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给中方代表团的指示电就达50多件。从10月25日到1958年10月8日,谈判的第二阶段,周恩来起草的和经他修改的指导中方代表团工作的电报就各有80多件。后来,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新中国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起,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取得了胜利,打破了“山姆大叔”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朝鲜和我国的安全。
  在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195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出当年度财政总概算的实施方针,就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紧急需要,又要保证物价继续稳定,使前方的胜利和后方的稳定结合起来。后来,他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为“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毛泽东概括成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后,周恩来指出:关键在“稳”。1950年市场物价稳定,为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产量为2607万担。这一年,国家财政收人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职工平均工资比之1949年增长60一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了;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为进一步建设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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